汪精卫投日是替蒋介石背黑锅？两人早已密谋好

国民党的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到南京开四届一中全时，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均称病不出席。蒋介石于12月22日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后，带着宋美龄飞往宁波，回奉化老家去了，说是“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全会推举常务委员九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居前列;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三十三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亦列排首;推举中政会常务委员三人，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但这三位都不到京视事。

事实上，他们谁也不甘寂寞，胡汉民在广东经营着他的阵地。而蒋介石和汪精卫继续暗中谋求结合。蒋介石飞宁波前，约汪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

四中全会后，组成孙科内阁，蒋、胡、汪袖手旁观，不从党的领导人方面给予支持。不仅如此，拆孙科政府的台，还是蒋汪合作的前提。蒋介石下野后，他任行政院长时的各部部长、司长们，纷纷告退，不待批准，即自行离去。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把部里的档案、账簿带走;科长以上人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未交给孙科政府分文现金，却留下债务一千万元。宋子文与江浙财团沟通，不给孙科政府以财政支持。政府税收无望，因各省自行收税，东北被日本占领，南京周围几省控制在蒋介石手中，满打满算政府每月的收入仅有六百万元，而何应钦要军费每月一千八百万元，政府行政费每月四百万元，月赤字达一千六百万元之巨。支出庞大，筹款无着，孙科一筹莫展。对日问题，是孙科政府面临的严肃、急迫的政治任务。

汪精卫和蒋介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战争，武力占领东北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大好河山和三千万人民，国人口诛笔伐。由此而来的一个抗日反蒋高潮已在长城内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兴起。蒋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这个巨浪的强烈冲击。孙科于1931年12月17日进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地抗日救国赴京示威团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南京政府镇压学生，制造了珍珠桥惨案，但人心不服。东北方面，日本正进攻锦州。在东南，日本的大炮对着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不能继续走蒋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对日“不抵抗”和依赖国联解决方针，对日取强硬抵抗态度。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宣言，谓本政府最急之任务即在消灭战祸，并保主权。对进攻锦州的日军取坚持积极抵抗态度。日军在上海挑衅，陈友仁提出对日绝交方针，和人民的呼声一致。孙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针，与蒋介石的只“剿共”不抗日方针相左，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联合反对。

孙科本来早就请求蒋、汪、胡合作，并进京主持一切。除他个人恳请外，并求各方帮助疏通。但这三位均不为所动。实际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出现三人合作局面。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到杭州，决定拉汪排胡。15日，邀请陈铭枢、顾孟余到澄庐寓所，请将一封亲笔信转交汪精卫。汪精卫正等着这一天，接信后，即偕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17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请入京视事，故做愿意合作姿态。胡汉民与汪精卫有约在先：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得知汪精卫违背前，已火冒三丈，哪肯入京！早在1931年底，胡汉民凭借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的武力，自立门户，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与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蒋汪既然合作，胡汉民更以病未痊愈，需长期休养为由，拒绝进京共事，继续在西南与之抗衡。蒋汪合作要成定局了，才找来孙科。1月18日，孙科应蒋汪之召到杭州，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在杭州西湖烟霞洞密商外交、财政、军事要政，并决定联袂入京。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科只答：“圆满，圆满。”问何时回京？答：“就去。”

同月21日，汪、蒋先后到达南京。蒋介石说他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不担任任何职务，完全以汪先生主张为主张，表露出推汪精卫入朝主政的意思。汪精卫则说自己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入京开会的，当竭力做中央委员所做之事。但是，在1月23日的紧急会议上和24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上，蒋介石、汪精卫一致把矛头指向了孙科政府，以“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为据，力主对日妥协;批评陈友仁等人对日绝交主张是“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掷”行为。蒋介石认为绝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战，如果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外交上从来没有分歧，此时更配合默契。孙科把“神”请了回来，唯一的一项属于自己的新政策不能推行，奉陪下去毫无意义，14日，陈友仁先辞职，次日孙科辞职，把南京政府交给蒋介石和汪精卫。这正是他们二人所需要的。

据闻：汪精卫曾派陈璧君出面与蒋介石密谈，提出入京后两人上台，应出于互相推重。汪亦曾表示：“誓不一人单独入京”。蒋汪之间已定共主南京政府之策，入京时的表白非由衷之言。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揭幕之日，蒋介石先把汪精卫推上台，那天，他主持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行政院长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统管全国军事。1月30日迁都洛阳。2月6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3月4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否由蒋介石担任，颇有争议。蒋介石躲在南京不出席会议，等着汪精卫去安排。汪精卫对国民党中央要员们左说右劝，勉强说通。最后，在3月6日中政会上通过，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参谋总长。此后的国民政府，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汪精卫说他在对日外交上与蒋介石无分歧，这是实话。但他在反蒋时对党务、内政提出过主张。有些早就放弃了。如：关于党的法统，宁汉合流过程中和“护党救国”运动时，是汪精卫的一张王牌，扩大会议时扔了，不必要求他此次上台再去强调。扩大会议、非常会议期间，他反对蒋介石独裁，大喊大叫要民主政治，在他进了政府之后，似乎应当有所行动，但却被他忘得无影无踪。远的不说，宁粤和平会议上，粤方代表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有一条：使政治民主化，其中措施之一，是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一次国民代表会议，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委员之半数。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本其精神，规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各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产生。尽管它并非真正的人民民主，如其实施也算汪精卫没忘记他在野时的那些民主诺言，可是蒋汪联合政府并不曾实地去做，而且，没有多久，即1932年年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时候，干脆把这些规定删掉了。难怪邓演达说汪精卫除了反蒋拥蒋之外另无主张。原来那些吸引人的主张、漂亮的口号，都是些装饰物。

汪精卫这次与蒋介石合作得到了高官、地位和权力;但丧失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这第一步就丢了政治人格，随之而来的还要丢朋友。有的人原先对汪精卫很崇拜，把他看作可以信赖的政治领袖，几次跟着他反蒋。当看到汪精卫进京同蒋介石合作所做所为，便认识到，汪精卫反对专制独裁高唱政治民主，都是假的。他们骂汪精卫是软骨头、伪君子。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先任第四军军长、后任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在“七·一五”以后，没少为汪精卫卖力气，打了不少仗，损兵折将，在所不惜，是汪精卫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自上海和会期间住进医院，一直不出来，张发奎去见他，陈璧君介绍他的病情时，说得很严重。两天后，有人告诉张发奎，汪精卫去了杭州，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当天晚报出版，报道了蒋介石从奉化、汪精卫从上海到杭州会晤的消息，张发奎如梦方醒，大呼受骗上当。蒋汪合作当年，张发奎去了德国。抗战胜利后，张发奎主持华南战区受降工作，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陈璧君插手广东，任伪政权“广东政治指导员”，作为“中央”代表，坐镇广东。她不仅经营权力，而且搜刮大批钱财。张发奎接收广州时，对汉奸陈璧君的家进行搜捕，丝毫不客气。由此可见汪精卫在张发奎心目中的位置。汪精卫的追随者固然因受其愚弄而愤慨;其他反蒋人士对汪精卫的出尔反尔，投机善变也非常厌恶。公开骂汪精卫的不止邓演达。

日本打进中国，占领了东三省，并向南进犯。1932年3月在东北制造一个傀儡组织，名曰“满洲国”。这个时间，恰在蒋汪联袂入京，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中政会常委身份议决国事之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间。全国人民无不认为，政府应组织抗日。蒋介石却说“攘外必先安内”。汪精卫则说，对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蒋介石的方针包含对内对外，汪精卫说的是对日政策，是保证实现“先安内后攘外”方针的补充办法，是专门解决国民政府集中军事力量“安内”期间，对待日本侵略问题的政策。两者精神相通，归宿是一个。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的一贯主张，但不是蒋介石的发明，早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如：宋高宗赵构面对金的威胁和连绵的农民起义，认为“腹心之患深可忧，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内寇不除，何以攘外”，宁可对金称臣，而从前线召回岳飞镇压农民军。清朝晚期，既遭遇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又受到国内此伏彼起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打击，慈禧把仇恨和进攻的目标集中在人民身上，以致发展到“借师助剿”、“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地步。蒋介石称道说：“古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乃至当不移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立国的一个信条。”他以明朝亡于农民战争的教训训导部下，1932年6月，在庐山“五省剿匪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国情，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稳固自强。否则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

一般的、笼统地评说“攘外必先安内”，很难辨别是非曲直，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及其具体内容论短长。1931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接连制造挑畔事件，关东军磨刀霍霍，诸多迹象预示着一场罪恶的战争就要发生了。国人瞪大了眼睛注视着东北。蒋介石的枪口则对着南方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州的非常会议。7月23日，他在指挥“剿共”的驻地南昌发表文告说：“惟攘外应先安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他告诉身负东北边防责任的张学良：中央现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非对日作战之时”，遇日人挑衅，我们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开炮了，沈阳被侵占，辽宁省沦陷;接着日军向北进发……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为什么这样做呢？据蒋介石讲过的话、做过的事看，他对敌我的认识与众不同。由于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危急，国人都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大敌，而蒋介石却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赤匪是心腹之患”，不治会糜烂不可收拾;“倭寇是皮肤小病”实不足虑。为了让人了解他的意思，竟不惜把话说得过格，如：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讲话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基于这种认识。不仅在事变前的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以数十万大军对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且事变后仍继续，又发动第四次、第五次“围剿”。

“九·一八”事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武装抗日，南方红军北上，南京政府不仅不给予方便，反而视为非分之举，对北上红军围追堵截，强令政府军队去“围剿”红军。但当时，不论地方军、中央军都要求北上抗日，不愿与同胞自相残杀，甚至“对剿赤毫无斗志”，蒋介石斥责他们“南辕北辙，本末倒置”，警告说：“如再贪生怕死，奢言抗日者，立斩无赦。”结果是什么呢？最直接的是不能集中力量于抗日，并在自相残杀中消耗本国的实力。蒋介石从南京政府的角度，承认这种现实，说：“我们国家在这几年以来，因为有这种大患，一切建设工作都受了牵制，我们实在没有余暇可以培养国力，充实国防。”若从拿真枪真刀的“剿共”军事来说，南京政府的精锐部队在“剿共”前线的死伤、共产党领导红军在被“围剿”中的损失，又何尝不是中国抗日力量的削弱、中华民族精华的令人痛心的牺牲呢？国共两党都是炎黄子孙，只要有爱国心，最终总会走到一起。打，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事实上，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是谈成的，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的。打，反而使日本坐收渔利。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正是利用了南京政府集中军队“剿共”，东北军入关先参加中原大战后打石友三，东北边防空虚的时机;事变后又钻了南京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空子，从而把魔爪伸向淞沪地区。

服从于“先安内”方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什么方针？“九·一八”事变初是“不抵抗”，但国人皆曰可诛，招来内部更大的不稳，以致“蒋主席”不得不第二次下野;在国际上观瞻亦欠佳。蒋汪合作后，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提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八字方针，还有一场学生恳请汪精卫入京主持党国大计的“历史的误会”。那是“九·一八”以后，爱国的青年学生悲愤于国土的丧失，政府的失策，“血已升到沸点”，自9月下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太原等地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全国各地学生，不断涌向首都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短短三个月中，汇集到南京的学生达八九万之多，大小请愿活动百余次。他们一致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9月28日，以上海、南京两地学生为主，集合数千人，包围南京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捣毁外长办公室，殴伤了外交部长王正廷。29日，蒋介石出面接见请愿学生，表示接受请愿条件，决不签订任何丧权辱国条约。学生暂停请愿，等待政府实践诺言。过去了将近两个月，不见政府抗日行动。11月下旬，传出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通过决议，蒋介石亲自北上，首赴国难的消息。26日，学生掀起“送蒋北上运动”，上海、北平、南京学生两万人，在国民政府门前聚集，冒雪过夜。次日，蒋介石发手谕，仍表示接受请愿要求。学生返校等待蒋介石北上，但仍无动静。11月底又传出锦州设中立区的消息，举国哗然。

12月初，北平、济南、徐州、上海等地学生，重新组织起来赴京请愿，12月2日，蒋介石接见北平、徐州各校学生，表示中央全会后北上抗日，4日又接见，但学生不再散去。5日，北平学生示威游行，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一百八十五人，是为“一二·五”事件。为抗议政府的暴行，12月14日，各地学生再一次进京，15日，再捣外交部，殴打训话的蔡元培、陈铭枢。17日，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地学生万余人在南京游行，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诬蔑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受到军警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约百余人，是为“珍珠桥事件”。

在学生请愿高潮中，汪精卫身处“在野”地位，从1931年10月21日至次年1月中下旬，先参加宁粤和谈，后“养病”，并开汪派上海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停留在上海。他曾接见学生代表，发表过对内政外交的意见。诸如：对日宣战须有最后决心与准备;武力不能统一，应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统一;今后不再检查报纸，使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支持马占山抗日;还指责南京政府对日交涉中不坚持日本撤兵主张。粤方的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政治民主方案及抗日主张，被学生理解为是汪精卫的思想。加之，学生对蒋介石只说不做失去信任。由此种种，于1931年12月5日，北平学生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的当天，南京各校学生代表一百八十余人，到上海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的口号有：“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领导全国青年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接收东北失地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等。照这些口号来看，学生确实该把“汪先生”当做爱国民主的领袖了。

汪精卫表现出特别爱护学生的样子，对记者发表谈话，指责12月5日镇压学生事件，谓：不宜对学生从事禁压，须善导。最好请民众团体选出代表，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机关，帮助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使政府与人民真正合作，一致对外。汪精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没有异议的，但不能对学生直说。12月6日，他接见首都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本人待粤方四届中委到沪后一同入京，共赴国难。人们不知道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只从字面上看比“不抵抗”好听，比“先安内，后攘外”圆滑。

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进一步说明政府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为了什么目的实行这一方针呢？汪精卫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蒋介石说：抵抗“是无战之害，有战之利者也。”这两位的解释一语道破，其“抵抗”不等于对日作战，不是通过抵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抵抗是为了交涉。交涉意在求和，对外讲和，才能保证集中精力“安内”。至于“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是真是假，要听其言，观其行，一系列铁一般的事实说明，那纯属欺人之谈。

蒋汪这次合作，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国人唾骂。汪精卫挨的骂更多。他的朋友替他鸣不平，劝他说：你何必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倒不后悔“背黑锅”的事，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表现得相当顽固。这个臭茅坑，是蒋汪合作建造的。主谋者蒋介石，前台主演者汪精卫。

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十九路军爱国官兵在上海及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开战第一周，粉碎敌人数路进攻，歼江湾之敌一个联队，日军司令盐泽幸一被撤职。由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野村接替，增兵一万余人，重行进攻。至2月13日，野村的攻势又被粉碎。野村被撤。由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任总司令，增兵至三万余人，2月20日，举行第三次总攻，十九路军激战五昼夜，打退敌之总攻。日军重整队伍，派白川大将(田中内阁时陆相)为总司令，加派菱刈隆为副总司令，增兵三个师团，飞机二百余架，总兵力达六七万人，战线延长至百余里。十九路军继续奋战，虽减员未得补充，仍坚持苦战两月有余。上海和全国各地人民、海外侨胞，以金，以物，以声，以心，以身，表达对爱国将士的支援。冯庸大学师生从北平至上海，投效十九路军，张发奎从广东率部北上，请缨抗日。爱国军民共同谱写悲壮抗日的历史篇章。

然而，蒋介石不满意十九路军擅自对日军开战。陈公博叙述了蒋介石和他的一段谈话：

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

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的(地)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埋怨，是在公开场合说不出口的。不仅如此，还要表示政府抵抗之决心;大张旗鼓地张扬对十九路军进行支援。1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讨论了淞沪事变，决定：如淞沪事件属地方小事，我方固可让步，但如有关领土主权，则决不能丝毫让步，对暴力来侵犯时，必须抵抗。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宣言，表明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2月1日至2日，军事委员会在徐州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同时令十九路军驻京、常、锡、苏各师，迅速全部开往淞沪战场，并派航空署长黄秉衡率飞机两队共二十四架，赶赴上海参战。2月8日，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抗日将士，赞其“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五万元。2月14日蒋介石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参战。

背后的事件很令人吃惊。当十九路军抗日打到一个月出头的时候，由于日军在浏河登岸，侧面受敌威胁，不得不由闸北退到南翔。此时，急需援兵，为此，李济深和陈公博北上向张学良求救，希望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他们到了北平，顿时觉出冷水浇背。张学良没有动兵的意思，只以上宾招待他们，请吃饭，送行，样样周到;说到出兵的事，话语不着边际，使人像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以张学良的精明、干练，何以致此？因为他有难言之隐。李济深二人到北平之前一日，蒋介石的使者先到了，声明李济深等并不代表他的意思。冯玉祥请缨抗战，蒋汪置之不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扣留华侨给十九路军的六百万元赠款，并拖欠十九路军军饷。还有，上海税警团长王赓将作战地图带在身上，被日军搜去;何应钦与海军部长陈绍宽，“慰问”日军等。这一切，都不偶然。

十九路军在浴血抗日，政府在交涉。从1月29日至2月13日，国民政府在英美公使领事斡旋下，先后三次派代表与日方接触，寻找停战途径。13日，蒋介石电十九路军：保持十几日的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决战。但日军不打算停战，利用国民政府求和之机，增调援兵举行更大规模的进攻。和平无望，国民政府只得再战，增调江西、河南军队开沪。3月3日，国联开会。提议中日双方停战。同一天，日本宣布保护上海日本居民目的已达，决定在现占地区停止战斗。所谓“保护日本居民”，纯属谎言。日本在上海制造事件，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以声东击西的手法，掩护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目的已达，才同意停战。国民政府立即接受停战谈判。从3月14日起，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5月5日，由中国代表、外交次长郭泰祺，日本代表、公使重光葵等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划为非军事区，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兵;而日军在上海一些地区仍有驻兵权。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剿共”。这就是交涉的结果。

日本为了庆祝淞沪之战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开了祝捷会。朝鲜革命者投了一枚炸弹，日本白川大将丧生，公使重光葵伤了一条腿，倒是这件事很使日本侵略者扫兴。

汪精卫大谈中国“外交的胜利”，说上海停战是“平等”的停战，“毫无对日屈辱之意”今后仍要如此“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下去。

全国上下，一致反对这一屈辱协定，谴责南京政府妥协退让，出卖主权。5月3日，上海各救国团体代表到郭泰祺寓所严词诘问，郭泰祺无理可讲，态度傲慢，宣读停战协定草案，借以压人。学生激于爱国义愤，用铜圆、茶杯打伤了郭泰祺的额角。汪精卫发表谈话，声言痛惩;电令上海市长迅速查明殴伤郭泰祺的责任者，“递解归案，严加讯办”。不久，汪精卫便派额上带着伤巴的郭泰祺任驻英公使。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对《淞沪停战协定》义愤填膺，发动监察委员们，对主持谈判事宜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弹劾案。以协定未送立法院议决即签字生效为违法，呈请中央最高监察机关依法处理。蒋介石急忙从后台出来解围，派人到于右任家疏通，致于右任愤而赴沪。然后，国民党中政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常会，分别开会讨论，认定对汪精卫弹劾案不能成立。蒋介石在中政会上说：“本案手续上办理既无错误，当然不成问题。”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提出由各团体吁请立法院切实声明上海中日停战协定全部无效;并吁请监察院继续提出弹劾，责成汪精卫引咎自劾，否则法律惩戒。党政军大权在蒋介石、汪精卫手里，弹劾案被否定，谁吁请也无效，只能不了了之。

上海事件的处理开了一个头，做出一个样子。这就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就叫“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以后对付日军的新侵略活动，沿着这条道走。

日本在上海停战，回过头经营伪满洲国，一方面进攻东北的抗日军队，以巩固其殖民统治;一方面扩大伪满洲国的范围至热河。南京政府对北方防务没采取有力措施。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把兵力集中到南方，6月7日，蒋介石离南京赴汉口“督剿”红军，15日，在庐山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蒋介石亲兼鄂豫皖三省总司令，在“攘外必先安内”口号下，调五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就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过程中，1933年元旦，日军炮击榆关，随即攻占。2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热河。3月3日，热河省汤玉麟弃城南逃。4日，日军唾手而得承德。之后，日军继续发动对长城各口的攻击，下一个目标是华北腹地。

丧师失地，全国有目共睹，无法掩盖，责任归谁？蒋介石从南方“剿共”前线到石家庄，3月9日，蒋介石与张学良晤于保定，要张学良承担榆关、热河失守责任，引咎辞职，以平民愤。张学良早在两天前已向南京政府电请辞职，蒋介石顺水推舟，在专车上与张学良商谈时说：

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

蒋介石安排张学良辞职后出洋治病。张学良本以为蒋介石此次北来会要他反攻热河，收复失地的;不料蒋介石只把失地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事。张学良抱头痛哭，对随从人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张学良下野，北方战事仍以东北军、西北军为主对付。中央军精锐主力继续留在南方打红军，只有十七军的两个师调到长城一线。阎锡山拨一部分军队归北平军分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一职，自1932年8月起，由蒋介石兼，也就是说，蒋介石不但在中央总掌军事，而且对北方军事负直接责任。但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方“剿共”，故由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接受蒋介石在南方的遥控。张学良下野后，由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这样，华北、平津以及东北军落入蒋系之手。

事情很明显，蒋介石此次北上不是组织军队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而是解决失地责任和华北控制权。这之后，他把华北军事交给何应钦指挥，在保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由何应钦代蒋主持，坐镇华北。然后南返，与汪精卫策划对日“交涉”权力诸事，以解除对他南方“安内”军事的干扰。

汪精卫由于诸多原因，在上海停战后，于1932年8月6日辞职，把行政院交给了宋子文。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给三个月假期。10月21日，汪精卫以养病为名去了德国。热河吃紧时，蒋介石不断电催汪精卫回国。汪精卫不带兵，不负责军事，要他回国当然不是为了“抵抗”，他的“长”处是“交涉”，在蒋汪合作的政府里的分工是对日谋和。对此，汪精卫有强烈的使命感，接到蒋介石的催归电，很及时地于1933年1月11日自德国杜平根启程回国，中途曾转道日内瓦，在国联发表一份声明书，谓中日争端并非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国无力对日宣战，但日本取作战方式时，中国将竭力御侮;日本南侵，中国将采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并进政策。随后取道法国，于3月14日抵达香港，17日到上海。

汪派骨干陈公博是最知道蒋汪合作及汪精卫使命内幕的人。他一针见血地说：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五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

汪精卫虽然回国，但表示他只在中央党部负责，提请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一直代理汪精卫行政院长职务，汪回上海当天，他发表声明：“汪院长为吾党先河，群伦领袖，值兹河山破碎，大敌当前，非汪主持大计不足以挽此危局”，“子文当于十七日停止代理院务，追随汪院长，尽其职责。”蒋介石从保定电请汪复任行政院长。3月26日，蒋汪在南京会晤，商定：对日外交汪精卫有最后决定权。有汪精卫主持南京行政，主要是对日交涉，蒋介石于4月2日又去了江西，继续指挥反共战争。

汪精卫回国后，先装腔作势、夸夸其谈地发表一通他对前段战争的看法，指责张学良不得力，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这时，长城各口中日双方争夺战正在进行。这一战从3月初至5月下旬，日军进攻长城线，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共投入三十余兵力，主要是地方军;中央军不及十分之一。日军十五万余，伪军十万。中国主力仍在南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战求胜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协的方针。

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决定成立北方政务委员会，属行政院，驻北平，和何应钦领导的北平军分会共掌华北全局，分掌政务和军事。关于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汪精卫先有一个方案，但蒋介石主张用黄郛，中政会里有几个人反对，汪精卫做说服工作，最后，5月3目的中政会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决定由黄郛担任。黄郛是政学系头目，与日本素有来往，把他推到前面，对日“交涉”顺手，汪精卫又多了一个膀臂，有利无害。

黄郛受命之后，就在上海与日本方面代表密谈停战问题。但对记者谈话不承认对日妥协，声明“本人当本中央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应付华北危局”。5月17日，黄郛到北平，立即与何应钦等开会，传达中央先办理停战的意图。然后根据日方要求，派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步兵上校徐燕谋作为军使，去密云向关东军求和。日本提出停战条件，黄郛、何应钦决定接受，于5月31日，双方日本关东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等，和中国北平军分会代表、北平军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等，签订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这又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它所规定的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撤退线，实际上默认了日军对长城以北中国领土东三省、热河的占领，并以冀东为“非武装区”，使华北门户洞开。

汪精卫为这个罪恶的协定辩护，否认丧失主权，否认对日妥协。全国舆论强烈抨击蒋介石和汪精卫。《国闻周报》发表《停战与华北前途》一文，指出：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入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是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何应钦、黄郛的背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骂他俩是千古罪人没有错。特别是蒋介石，不只何、黄听命于他，汪精卫也必须以他的意见为上。政务委员长的人选就是一个例子。汪精卫为《塘沽协定》辩解，但不否认自己承担责任，不能不认账，只是说：“谁叫我当行政院长呢！”

《塘沽协定》之后，与伪满洲国通车、设关、通邮，满足日本的要求，均由汪精卫、黄郛等办理。同样，以不同形式与蒋商量，有的曾先去江西听蒋介石的意见之后，再实际操做。这固然反映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不对等;更重要的还在于政府的工作以“剿围”红军为中心，政策的侧重点在内不在外。对日方针服从于“安内”的需要，给集中政府的力量于“剿共”创造一种环境。抵抗是为了“交涉”方便，通过“抵抗”和“交涉”争取停战，屈辱丧权，在所不惜。蒋介石直接主持“剿共”军事，汪精卫负责行政、对日工作，与之配合，因此，决策时，不能不围着蒋介石的意图转。

就这样，左一个协定，右一个协定地出卖主权。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向华北扩张，制造华北事变时，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又于同年6月27日同日本订立《秦土协定》，7月6日同日本达成《何梅协定》，使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汪精卫臭名远扬。人们自然形成的认识，所谓蒋汪合作的政府，实际上蒋介石是主宰者、实权派，所以认为汪精卫是替蒋介石“背黑锅”。也可能是“人各有志”吧，汪精卫甘心情愿“背黑锅”，和蒋介石一起“跳茅坑”，“臭到底”。